李存勖很不高兴，心想整个河东都是我的，还不能用这几个小钱？李存勖干脆就以小儿子李继岌的名义问张承业借钱：“七哥，我这小子最近手头比较紧，你看我的面上借他一点吧，以后保证还你。”。

张承业把自己的宝带好马送给李继岌，但对于公款，张承业就是一毛不拔，并对李存勖讲了一番大道理：“钱库里钱多的是，但这些钱不是用来花天酒地的，而是用来前线开支上。这些姓公不姓私，所以我不能答应大王的请求。”

李存勖仗着酒劲有些恼羞成怒，骂了张承业几句，无非就是“你这个老杂毛，连你都是我的，何况这点钱？真他妈不中抬举。”

张承业也是头倔驴，上了火：“我不过是个太监，没有子孙后代，这些钱我留给谁用？我这么抠门，无非是为了大王的江山社稷。大王要想用钱，何必和我商量，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不过丑话说在前头，以后打了败仗，可不要怪我。”

李存勖从没被人这么顶过，气的要杀张承业。张承业也不跟李存勖客气，上去夺剑就要抹脖子。李存勖的母亲曹太夫人知道后，连忙过来替儿子赔不是，并让李存勖给张承业磕头谢罪。刚开始张承业还有些不买账，但第二天曹太夫人又和李存勖来到张宅请罪，张承业见戏演的差不多了，再装就有些矫情了，和李存勖言归于好。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李存勖是个“齐桓公”式的人物，即身边必须有一个地位显赫、说话有分量的“管仲”来辅佐他，这样才能监督他不犯或少犯错误。这样的人物在思想上往往很不成熟，缺乏自律精神，身边有贤士则是明主，身边多小人则是昏君。但说话说回来，这样的人在明主里头最多只能算个半瓶醋，而象曹操、朱元璋这些人，都很成熟和自律，不需要找管仲这样父亲式的人物。

李存勖不管怎么说，身边好赖还有个“管仲”，可他的对手朱友贞身边有的却是“易牙”、“竖刁”，比如前面那个出馊主意而激起魏博兵变的赵岩。其实朱友贞身边并非没有“管仲”，朱温的老臣敬翔就是。敬翔是朱温手下第一智囊，其才智能力绝不在张承业之下，但朱友贞只信任赵岩，对敬翔是敬而远之。敬翔忍不住气愤，上书批评朱友贞，说他“陛下居深宫之中，所与计事者皆左右近习”，并“称赞”朱友贞“儒雅守文、晏安自若”，可惜朱友贞走火入魔，听不进劝，但毕竟他生性宽厚，也没把敬翔怎么样。

贞明四年（公元918年）八月，李存勖在晋阳坐不住了，又要南下攻梁。不过这次李存勖想玩大的，李存勖集合河东、镇定等几大镇，以及契丹（不是契丹耶律部）、室韦、吐谷浑等诸部番兵十几万屯驻魏州。架式不小，可动静不大，两军并没有发生大的冲突。李存勖有些不耐烦了，自引侍卫出阵叫骂，梁军见李存勖人少，奇货可居，把李存勖四下围住，要拿他个“现行”。结果李存勖命硬，从乱军阵中冲了出来。

后来王写信劝他不要这样轻举妄动，万一有个闪失，岂不误事？李存勖看完信大笑，说了句极有英雄气概的话：“定天下者，非百战何由得之！安可但深居帷房以自肥乎！”也许不用这样也可以取得成功，比如隋文帝杨坚和宋太祖赵匡胤，但如果要让天下人心服口服，只有亲自上阵，从枪林弹雨中博杀出来的富贵就是比吃祖宗的老本有更强烈的说服力。

还没等两军交手，梁军中突然爆发内乱，两位主将贺瑰和谢彦章发生矛盾，贺瑰请朱友贞旨意后诛杀谢彦章。李存勖听说后，大笑不止：“梁人自相残杀，我看都是活的不耐烦了。现在我们应该趁梁军主力多集此地汴梁空虚的好时机，率军直捣汴梁，活捉朱友贞。”

但李存勖的这番高见，支持的人并不多，周德威头一个反对，说“谢彦章虽然死了，但梁军士气尚在，大王还是以恃重为上。”李存勖已经被热火烧了心，听不进去，亲自率军南下。贺瑰见河东军南下攻汴，率梁军在后面跟着，一直跟到胡柳坡（今山东甄城附近），就地下营。

周德威看到贺瑰来了，便对李存勖说：“我军长涉至此，比较疲惫，而且这里是梁境，我们应该慎重行军，不要贸然出战。”李存勖血性方刚，哪里听得进去，大喝道：“上次没遇上汴军，这次遇上了，还能让他们跑了不成？周公既然害怕，就请在后面为我观阵吧。”说完就率亲军杀出营去，周德威不得已，只好跟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