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梁自石敬瑭再次建都以来，到了柴荣差不多有近二十年的时间，柴荣胸怀天下，对狭小的汴梁自然不太满意，决定大规模的扩建汴梁。当然这个季节农民都没有空闲，为了不耽误农业生产，先画好新城轮廓，以待来冬开始动土兴建。这次扩建对开封建城史来说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如果说梁太祖朱温定都开封是开封成为“重量级”历史名城的第一个台阶的话，那么柴荣扩建则为后来开封在北宋时期一跃成为天下第一大都市打下了坚实基础。

柴荣不是个能坐得住的人，进行内政建设的同时也没失去削平天下的志向，毕竟卧榻之侧群狼俟顾，换成任何大脑正常的人都不会睡得着觉。柴荣下令群臣每人写两篇作业，谈谈自己对国家大政的看法，看这帮“食肉者”能不能有什么好策略，养他们不是白养的，光吃干饭不做事的人柴荣是很讨厌的。

众人领旨回家做作业去了，不久都把作业交了上来，柴荣一一审查，越看越头疼，这都写的什么啊，歌功颂德，有个屁用？翻着翻着，柴荣眼前一亮，发现了一篇奇文，署名是比部郎中王朴。

王朴是山东东平人，精通诸家兵法，很有战略眼光，他在文中说：“自唐晋以来，中国（指中原政权）之所以失天下，主要是因为人主昏庸于上，而人臣弄权于下，军人骄横拔扈，渐成积弊。现在陛下胸怀四海，当首先近贤臣远小人，人如墨朱，近者如也。言而有信，奖赏有功而惩戒过失，天下人就都愿意为陛下效死。陛下应该提倡节俭，不然上行下效，奢糜风起，就将动摇陛下的统治基础。

至于边患，臣认为南方诸国实力较弱，比北方的契丹好对付。尤其是江南李唐，据有淮南千里沃土，其主李璟昏庸无道，国内宵小为党，国势渐衰，陛下可以先取淮南，定江北之地。然后休养时日，再传檄岭南、两川、闽浙，令速早降，不然王旗指处，四方披靡。南方平定之后，大周的实力就会得到极大的增强，就可以抵消契丹凭仗十六州时常南犯的优势。而河东残贼是我朝死敌，对他们只有用武力强行解决。刘氏自高平败后，已经没有和大周相抗衡的实力，不过借着契丹的威风苟延残喘而已。

我大周兵强马壮，万乘大国，何惧鼠窃之辈。陛下英武，三军用命，现在就可以开始准备，一步一步的完成统一大业。”柴荣越看越兴奋，激动的无以名状，立刻晋升王朴当上开封尹，做自己的左右手。

王朴的这篇具有战略指导意义的文章就是五代史上大名鼎鼎的《平边策》，王朴的战略意图非常明显，就是先易后难，先取江南，后取北方。后来宋太祖赵匡胤的统一进程实际上就是按王朴的《平边策》照葫芦画瓢，北汉也确实是五代十国时最后一个消灭的政权。至于王朴死后，柴荣为什么要放弃既定战略而北伐契丹，柴荣有以下考虑：南方诸国中只有蜀国和南唐与周朝临界，李璟已经被打懵了，不足虑。蜀国孟昶倒是能在西边闹点动静，但也只是癣疥之疾，何况柴荣对蜀早就有备。其他的小政权更是不值一提，而且和周朝不搭界（荆南倒是搭界，可有谁相信荆南会给柴荣造成麻烦？），他们反谁去？

柴荣北伐契丹的主要战略目的是夺回幽云十六州，在北方建立完善的山地防御体系，相对北汉，契丹才是周朝最大的威胁。因为此时的契丹已经基本完成了封建化，是一个强大的封建农奴制军事集团，契丹高居燕云山险之地，俯窥山南千里平原，游骑纵横，让人防不胜防，所以柴荣认定南方不会对自己造成威胁后，北伐也是势在必然。

柴荣本就怀有统一大志，王朴此策正合心意，雄心勃发，开始着手启动统一进程。正好这个时候西边的秦州（今甘肃秦安，著名的”陇西成纪”便是）、凤州（今陕西凤县）等地百姓因为忍受不了后蜀政权的苛政，向周朝乞兵。

柴荣当然愿意帮忙了，派凤翔节度使王景与宣徽南院使向训率兵前去收复秦凤二州（在后汉之前属于中原政权）。不久后，周军在凤州黄花谷大败蜀军，蜀军高彦俦部败退青泥岭（今陕西略阳北），周军连取秦州、凤州、阶州（今甘肃武都）、成州（今甘肃成县），这四州都是后晋灭亡时，时任雄武军节度使的何建献给孟昶的。不该孟昶吃的，到底还是吐了出来。

接下来柴荣又干了一件事，因此事柴荣在本素不相干的佛教界大大的有名。中国佛教史上有一个名词叫“三武一宗法难”，说历史有四个皇帝曾经抑制过佛教的发展。三武是指北魏太武帝拓拔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一宗就是后周世宗柴荣。

佛教自汉明帝刘庄时传入中国以来，发展极为迅速，到了南北朝时期，已经深深的影响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著名的梁武帝萧衍就是个“菩萨皇帝”。随着佛教对中国政治发展的介入，佛教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政治关系错综复杂，各种利益冲突也逐渐公开化。三武毁佛，对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是沉重的打击，但往往是“人亡政息”，三武一死，佛教又渐渐恢复了元气。到了五代，佛教对社会发展的负责影响比较突出，比如寺院占有良田和壮劳力，国家要出钱养活僧尼，而且许多寺院收集铜器建造佛像，铜价大幅上涨，国家不堪重负。

柴荣准备对周边敌对势力大动干戈，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和雄厚的财政基础是绝对不行的，所以柴荣才下定决心，对佛教进行大规模限制。柴荣颁布命令，保留一些必要的佛教场所，其余的寺院一律废除。

准备出家者必须得到家长的同意才能成为僧尼，男子十五岁以上并且能读至少一百篇佛教文章、女子十三岁以上至少能读七十篇佛教文章的才能出家，不准私自受戒，而且只能到政府规定的几座大寺院中进行注册。严厉禁止搞迷信活动，不许僧人自残惑众（善举！），禁止私造铜像，把多余的铜器入缴官府，否则一旦查出私藏5斤铜器以上者论死。

原先在后周境内的33030座寺院只保留了2694座，注册僧人42444人，尼姑18756人，还俗了61200人。有人认为柴荣这么做太过严厉，柴荣说了一番大道理：“佛家普渡众生，以慈悲为怀，一心向善，心中有就佛，佛像不等于是佛。朕只是对佛教进行改革，并没有毁灭佛教。朕此举，一是救佛，二是救民，佛民两便，有何不可？而且朕听说佛家普渡众生，就是自己的身体都可以布施，损失点铜器土地算得了什么？如果朕的身体可以拯救黎民百姓的话，朕又有何惜？！”

柴荣真是仁人之见，怪不得大儒司马光狠狠的把柴荣臭夸了一顿：“若周世宗，可谓仁矣！不爱其身而爱民；若周世宗，可谓明矣！不以无益废有益。”

经过一番整顿，周朝的实力大大增强，耕种面积大了，老百姓多了地种，自然高兴。国家也充实了财政，被寺院”霸占”的青壮劳力可以征募入伍。柴荣也许“对不起”佛教，但却对得起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