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此时还没确认到底是人为泄密，还是日本人刚巧有这个计划，没有派人调查。但敏感的戴笠认为此事有猫腻，世间哪有那么多巧合，让手下调查，想要在委员长面前表现一下。宋庆慈当然也想好好表现，要是破获这个案子，估计从站长升到区长就指日可待。只是，他没想到这件事情地下党也会插一手。他以为地下党会看他们的笑话，不想在地下党的心里，抗日一事不分党派。纵使国军对地下党百般打压、抓捕，在地下党的心里大家亦是同胞。

“我们只要找出嫌疑人，收集证据的事情可以交由南京的同志来做。”成老板道：“这些是参会人员的名单，你们对着上边的人员名单去调查，会更有效一些。”

成老板将参会人员的名单推给陆云泽和邵阳，陆云泽与邵阳互看一眼，接过打开。两人一起想到了日本人的屠龙计划，这些人的孩子里有没有被换掉的？

他们翻看参会人员的名单，认真地查过每一个人。

汪精卫，1903年官费赴日本留学，在日本多年。长子民国二年出生，长女民国三年出生，都不是上海出生，理论上他可能是叛徒，但孩子是屠龙计划一员的可能性不大。

白崇禧，1925年才结婚，孩子今年才出生，没有留日的记录，人品一直很好，出卖国家的可能性很低。

何应钦，早年留学日本，就读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之后又到日本就读于陆军士官学校，没有子女。

……

黄浚，民国初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长子黄晟于民国六年在上海圣玛丽医院出生。

“从屠龙计划来分析，其中的黄浚有很大可能。”陆云泽指向黄浚的资料，“你看他的孩子完全符合我们目前锁定的范围。”

“没错。”邵阳点了点头，“若是日本人的屠龙计划渗透这么深，我们国家真是岌岌可危了。”

从地位考虑，参会人员都是位高权重的人，投靠日本并不合适。日本此时才占领中国多少国土，再许以高官厚禄也不会比他们现在的位置高。地位偏低的人只有两个人，黄浚和陈布雷。但陈布雷在今年七月蒋介石召开的谈话会上慷慨陈词，其中一段话“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被四万万同胞广为传颂，激励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团结抗战。陈布雷是坚定的抗日分子，不具备投靠日本人的动机和思想。于是，从地位上以及他们目前调查的资料来看，最大的嫌疑人还是黄浚。

“我会请组织上的人盯住黄浚，确定他的真实身份。你们也要快，在日本人实施这个计划前，顺利瓦解这个计划。”成老板担忧地道。

“让组织上放心，我们一定会不辜负期望。”邵阳保证道，看向陆云泽，两人相视点头，眼神笃定。

蒲石路，白色楼房的房门打开，一个人探头出来，朝着左边低声道：“我妈和大哥没在家，快进来。”

谢婉儿从隐蔽处出来，快速跑进去屋，偷偷摸摸地很怕别人看到。

“你这次来找什么？”窦元发不知道谢婉儿要来家里干什么。

“我想去窦元华的书房看看，有没有毒药，也许能够找到他毒杀你父亲的证据。”谢婉儿很想为陆云泽和邵阳分担，两人却总是不愿意让她参与到危险的调查中去。

“二妈死了，毒药在她的房间找到，我哥不可能再留毒药。”窦元发道。

“那天你哥在巡捕房，杀人的另有其人，怎么知道你哥毒药放在哪里，你哥的毒药要是还有剩下的，也许没扔呢！总之我们找找看。”

谢婉儿和窦元发一边交谈，一边快步走向窦元华的书房。

窦元华的书房很大，两排书架放满了书，不止有中国的书，还有很多英文和日文书籍。

“我们快找找看。”谢婉儿说着，开始在书桌附近查找。

窦元发举起台灯，灯座下没有，又查看灯罩，也没有。

书桌被找了个遍，没有可疑物的半点踪迹。谢婉儿看着大大的书架，拿起一本日文书，道：“窦元华还能看懂日文？”

“嗯。十几岁的时候，我哥突然说想学日语，方便更好地做事业。我爸就找了日文老师来教他。”窦元发一边翻找，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说到这个，我哥跟那个日文老师，感情很好的。经常一起出入。”

谢婉儿的眼神一沉，心道：最大的问题，恐怕就出在这个日本老师的身上。但这些无凭无据的话，她还不适合现在告诉窦元发。

谢婉儿放下手中的日本书籍，又拿起一本，惊得瞠目结舌，“我找到了！”

她兴奋地将旁边的书都挪开，放在地上。

窦元发也过去帮忙，发现书的后面放着一把武士刀、一支手枪，至于可疑的毒药还是没有。

“枪？”窦元发惊讶地拿起枪，他平时可没玩过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