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04年的时候，张之洞已经在省城分设5所高等小学堂、43所初等小学堂，还在省城外设立17所初等小学堂。至于其他私人创办的小学堂，更是在湖北大地上星罗棋布。学校、学生都有了，关键就要看教材和老师。

现今提学使司的总务科，名义上是林纾出任科长，其实他只负责文件草拟收发这一块；至于教材审定，仍是归孙元起管理。

孙元起在学部的时候，已经审阅了各地的中小学教材，发现多数的科学教材都是各省临时聘请人手翻译日本的教科书。日本的科学技术水平本来就不怎么样，学校用的大半都是简化版欧洲教材。这么一溯源，便发现中国教科书底本都是一二十年前欧美的过时知识，把它教给中小学生，科学何时才能发展进步？而且因为每人的语言习惯不同，一样内容能给你翻译出几样来，比如养气、氧气，轻气、氢气，对于普及科技知识非常不利。可清末又没有“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这样的专业组织，眼下只有通过规定统一教材的方式，来暂时解决这个问题。

恰好此时收到了学部第一批审定的中小学暂用书目表，孙元起马上以湖北省提学使司的名义，下达了自己为官后的第一道命令：

“学部右侍郎衔署湖北提学使孙为全省中小学改用教科书事：

光绪三十二年五月日，学部咨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事，蒙懿旨依议准行，颁布各省。今湖北全省教材芜杂，当遵旨统一。自本年七月起，凡新入学之学生，应采用标准教材，不得玩忽其已就学者，各学校当据现下课业进度，从中选定合适教材，不齐者补之，以两年为期，务必改正。如有不遵，严惩不贷。切切。特此告示”

小学已经成立了那么多，教材也开始统一，可如果老师还是那些子曰诗云的私塾老师，又能有什么效果？这个时候，孙元起才明白京师大学堂为什么最先办师范馆，其次才是仕学馆：办理学堂，首重师范

眼下湖北倒有多所师范学校：早在1902年，就在武昌宾阳门外创设的湖北师范学堂；专门培育幼儿园老师的湖北幼稚师范，创立于1903年秋；准备给老师进修所用的湖北师范传习所，开办于1904年；专为湖北各府县培育师资的支郡师范学堂，成立于1905年；今年年初，张之洞刚把湖北文高等学堂改为两湖总师范学堂，又令各府将所设中学堂一律暂改为初级师范学堂，或先办速成师范，或先办师范讲习所……可是教学水平如何，提学使司内就无人知道了。

太祖教导我们：“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孙元起决定亲自出门，实地调查一下。选个响晴薄日的大早上，换上一身月白色的竹布长衫，就准备出门。

听说孙元起要“微服私访”，好事儿的杨度马上凑了过来，刘师培也当仁不让。其他几个，林纾老先生一大把年纪，还要译书，自然不会去凑热闹；章士钊忙着编写本年度衙门的财务预算，抽不出空；至于陈乾生，经常三天两头不见人，这个幕僚当得比做老爷的还舒坦。

老赵见孙元起要出门，也急忙跟上。孙元起摆摆手，让回去赶紧休息：几个青年后面，跟了一个说山东话的老仆，实在有点打眼见孙元起不让自己跟去，老赵总觉得不放心，连忙回身唤来三四保安，让在后面远远地缀着，好有个照应。

“大人、皙子兄，我们先去哪里？”刘师培本来也是傲气冲天，看人都是昂着头。可说到兴学办校、科学研究，孙元起能饶他五个不止，何况如今又寄居幕下，少不得也得恭敬地叫一声“大人”。而且他所学只限于经学，说到人情世故、阴谋诡计，远远不是杨度的对手。两人只认识数日，小伙子见到杨度就不敢再翻白眼了。

“出门在外，你还是叫我‘百熙’吧”孙元起随意地说道：“我们这回先去支郡师范和师范传习所，接着去湖北师范学堂，最后是两湖总师范学堂。”

“看来，百熙准备由俭入奢，渐入佳境啊。”无论阴雨清明、春夏秋冬，杨度手中始终离不开纸扇，仿佛这是他的招牌。

“不错，这四个学堂还真是步步登高——后人高过前人”刘师培道。

武昌城不大，说话间到了支郡师范。校门甚是简易，看门的老头正在准备早饭，炊烟袅袅。看是三个学生模样的青年走进学校，话都没有问一句，继续埋头于他的烧火大业。

三人进了学校，就看见几排整齐的砖瓦房。因为才建没多久，墙上还是雪白雪白的，每隔不远就用墨笔写着“学而不厌，诲而不倦”、“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等标语。或许是时间还早，教室里稀稀落落的只有几个青年人，或在补觉，或聚在一起聊天，少有在读书的。看见孙元起一行，也和门口那位老大爷一样，瞟一眼就算了。

书属于重要资产，所以课桌上很少有像后世那样，一摞摞堆满书籍的。孙元起想走过去看看那些人先来的人，手里到底拿些什么书。

刘师培眼尖，只瞟了一眼，就对孙元起低声说道：“是《四书章句集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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