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经学大家

虽然包拯对报纸一事一直没有回音，王景范也并不着急，在他看来报纸虽有监督官员贤肖和反应民意之举的好处，但是报纸的这一作用亦必然会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甚至会成为公卿贵人们眼中钉肉中刺——这是一把双刃剑，也很容易将他们的仇恨吸引到自己的身上。(小说手打小说)眼下王景范不过是一介布衣，所以他才会选择在科举考试完毕之后再筹划报纸发行一事，不过科举考场上什么事情都会发生，对这届科考在父亲生前便已经筹划，没想到居然还真的能够用上，只是运气这种事情谁也难说，如若不成这报纸自然也要推后发行。

即便如此王景范依旧将木活字印刷术的详细过程写出来，其实这个过程已经简单不到不能再简单了，不过他依旧写的很认真，将其呈送给开封府希望包拯能够像欧阳修那样使用行政手段将其推广——可以预见采用木活字印刷书籍，在速度和成本上都会有相当大的改进，大宋在普通书籍的印刷成本上必然会有一个比较大的降幅，直接体现的便是书籍价格的下降，只要家庭环境不是特别拮据的读书人也都可以买得起一些必须书籍。

当然即便将木活字印刷术推广出去，王景范也不会放弃在白沙书院保留自己的印书坊，这个印书坊除了要供应白沙书院自己使用之外，也许还要肩负日后的报纸印刷事宜。报纸从编稿到印刷在王景范看来每个环节都很重要，假他人之手他是绝对不会放心的，更何况有这样一座印书坊的存在，可以让京师的那些印书作坊和书商们以最快的速度将书籍的价格降低下来。

&.收藏珍品中的珍品，任何一本宋版的书籍都会卖出令人咋舌的高昂价格。显然这是雕版印刷精益求精的结果，不过这并不在王景范的考虑范围之内，至少朝廷所刊刻的典籍毫无疑问都是要用雕版印刷的，这对普通读书人而言都非常遥远，至于父亲所说的金属活字印刷虽然原理上与木活字印刷无甚区别，但所需油墨还要特别制作，这只能交给以后的人来探索了。

与父亲不同，王景范虽然也看重父亲口中所言的“科学技术”，不过他并不认为这些东西能够起到决定一起的作用，至少单单一两样是绝对不够的。除非父亲能够将他在后世中见过的一些关键东西弄出来，只是这注定是不可能的，诸如只用往里面填泥炭燃烧就可以日行数千里路的“火车”，据父亲所言穷他一生之力都未必能够做出来，除了父亲所掌握的“科学知识”不足以达到那个水平之外，钢铁之类的东西根本达不到“火车”所需的要求。

父亲做出了很多东西，不过在王景范看来最多是多赚些钱，能够将其一两样发扬光大成为一方巨富自然不在话下，若是全都能够掌控其中，就算大宋首富也未必不能。只是做一方首富能够挡得住人性的贪婪么？显然在这点上无论是王景范还是他的父亲对此都没有多少信心，为了保证自己的财富不受侵犯，王家必须要出一个能够自己保护自己的人来，那唯一的选择便是步入仕途，即可满足保护自己的需要，又可以改变父亲口中的那段千年历史的悲剧。

就在腊月十二，刚刚以太子中允、天章阁侍讲的身份主管太学的胡瑷来到了白沙书院。包拯总算是兑现了自己当初的一部分承诺，延请名士来白沙书院讲学。此时白沙书院在得到开封府的支持后，又陆续接纳了几十名学子寄宿，虽然天气寒冷但胡瑷名誉之隆足以让所有的学子都自发的来到书院山门处列队恭迎胡瑷。

王景范也没想到包拯居然能够请到胡瑷，在大宋读书人心中胡瑷的声望非常高，他虽在渭州也多少有些耳闻。不过王景范对胡瑷的认知还是在《全宋词》欧阳修小传中的一句话：“富公真宰相，欧阳永叔真翰林学士，包老真中丞，胡老真先生”。

大宋嘉佑四真便是富弼、欧阳修、包拯和胡瑷，虽只是一句不过父亲对胡瑷的评价是仅次于包拯的，连同是学者出身的欧阳修也远远不及的。显然这句“嘉佑四真”所透露出来的不只是同时代大宋最顶尖的名人，想必这四人之间的交际也有不少，至少王景范所知道的庆历新政时富弼、欧阳修便已经有一定的关系，而包拯和欧阳修也有过政见相左的时候，父亲对胡瑷的评价仅次于包拯就在于胡瑷一生致力于教书育人，这点父亲极为推崇。

估计包拯对胡瑷也说明了白沙书院的情况，现在书院根本不成书院的模样，只有近百稚童和十几名在开封府发解试落选的士子才是书院真正的学生和先生，余者不过是寄宿在白沙书院的各地赴考学子。延请胡瑷到白沙书院讲学不过是调剂一下赴考学子们的心情，让他们在考前尽可能的多学一些东西，这种临阵磨枪试的教学能起多大作用完全是因人而异难说的很。

不管如何胡瑷来到白沙书院王景范是极为欢迎的，而令他很惊讶的是他所注解的《中庸》和《大学》得到了胡瑷的推崇，除了普通的授课之外，更是在分道台上两人进行了一次一对一的辩经会。这自然成为胡瑷在白沙书院讲学内容的一个重头戏，甚至太学、国子监还有听闻消息的赴京考生都聚集到白沙书院。幸好当初王景范早在规划白沙书院的时候就预先定下了一座三层高的大堂，三层大堂都容纳不下前来观摩的学子，都挤到外面的空地上。

胡瑷与王景范就在这分道台上就《大学》、《中庸》两书从作者到经义一项项的展开辩论，胡瑷的学识虽高但显然王景范在这两书上面下的功夫极深，准确的说是他的父亲生前对这两书的理解最有心得。王景范所能够超出他父亲的地方便是在对儒家典籍上的学识更广泛，毕竟对于父亲这样的后世之人，若说《论语》还好些，至少王景范知道父亲很可能连《孟子》、《尚书》、《尔雅》、《孝经》、《诗经》这些重要的儒家典籍都没有读过。

王景范在儒家经学上所受的教育是这个时代最经典的教育，父亲也就对其中两三部经典精研甚深，更多的是教会一些思考的方式为王景范提供借鉴。胡瑷虽然在此之前便对王景范所著的《大学》、《中庸》新解仔细研读过，只是先前从来没有学者将这两篇原本出自《礼记》的文章独立出来，更不会像王景范那样进行连贯性研究，是以胡瑷从最开始的两书作者辩论中就落了下风，直到对经义的辩论还没有将两部经典统和的概念。

胡瑷可没有想到后世《大学》、《中庸》在儒家典籍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更没有想到王景范的父亲在这上面下的功夫——王景范的父亲对这两部经典的理解与朱熹还有所不同，他更偏向于后世阳明后学的泰州学派对两部经典的理解。是以王景范在著书的时候就将《中庸》列到《大学》之前，更以《孟子》引援以解两书，这在两书刊印发行的时候他只是略微一提而已，而在与胡瑷辩论之时则将自己的想法更加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