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行政区划,最高级为路,路之下为府(州),府(州)之下为县。凡政治、经济、军事三者兼重之地设府,其地位又略高于州。北宋有四京,分建于四府:东京在开封府,为首都;南京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市),西京在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市),北京在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县南),皆为陪都。依宋制,以上四府皆设留守司,此司与府衙实为两块招牌一套人马,其知府皆兼留守。留守是隋唐以来所设的一种特殊的官称,专指皇帝暂离首都或陪都时委派的最高军政长官。例如太原是隋代的陪都,李渊做太原留守,手握重兵,因具有取隋而代之的实力。梁中书作为北京大名府的留守,居于拱卫首都东京的战略要冲,其权势确实令人侧目。
梁中书讳世杰,可见世杰是本名。中书却不是字号,而是官称。若论官称,称之为梁留守,或留守相公,或梁府尹,最为合适,然而不,偏称之为中书。中书之名,由来已久,或指朝廷的机构,或者指官员的职位,历代变化多端,非三言两语能说清楚,即便在北宋,前后期所指亦有差异。此处只说宋神宗元丰(1078~1085)改制以后,朝廷机构略依唐制,中书省以中书令为长官,正二品;中书侍郎为次官,正三品;属官有中书舍人若干,正四品。但中书令无专人,例以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行中书令事。梁世杰之所以称梁中书,说明他曾在东京做过中书侍郎,至少是中书舍人,而后带职下放到大名府做一府之长。若问:为何仍称其为中书,而不改称其为知府?须知,宋制朝廷中书省、枢密院、宣徽使这三个部门的属官带职到地方做府官,不称知府,而称判府事。梁世杰以中书侍郎或中书舍人的身份判大名府事,故仍称中书。若以中书舍人下放判大名府事兼北京留守,其官阶便由正四品升至从三品或正三品,而且由不掌实权的京官一跃而成坐镇一方的军政大员,这是走上坡路;若以中书侍郎的身份下放判大名府事兼留守,在阶位上也只是平调。尽管平调,却大有油水可捞。试想,倘若这梁中书仍然枯坐在东京,整日价干些“等因奉此”的文牍勾当,那连续两年的十万金珠宝贝何从搜刮?
《宋史》并无梁世杰其人,他是不是蔡京的女婿亦无从查考,故只宜把他当作《水浒》故事里的一个人物看待。然而有人认为《水浒》里的梁中书实为当时东平州人梁子美。此人字才甫,出身官宦世家,其曾祖颢、祖适皆为高官,子美于哲宗朝由庇荫入仕,徽宗即位后为河北都转运使。他的经历与《水浒》里的梁中书确有相似之处:一是在哲宗朝曾为中书舍人,徽宗大观元年(1107)拜尚书右丞迁左丞,加中书侍郎,故而符合“梁中书”这个称谓;二是在大观二年(1108)曾短暂地任过大名府知府,继而在政和六年(1116)至宣和元年(1119)一连四年主政大名(参见吴廷燮《北京经抚年表》),这几年,与《水浒》故事发生的时间又大致相当。他的为人与《水浒》里梁中书也有相似之处:《水浒》里的梁中书是一个巨贪,热衷于把搜刮所得转送给岳丈蔡太师;而梁子美却擅于讨好皇帝。《宋史》卷二八五《梁子美传》说他在任河北都转运使期间,“倾漕计以奉上,至捐缗钱三百万市北珠以进。崇宁间(1002~1006)诸路漕臣进羡余(指上缴国库之赋税后的盈余),自子美始”。所谓北珠,是指产于黑龙江、松花江一带的淡水珍珠,硕大圆润,晶莹纯洁,色鹅黄,极名贵,历代为皇家贡品。梁子美用公款购买此物送给皇家以邀宠,果然官运亨通。《水浒》里的梁中书是蔡京的女婿,而梁子美只比蔡京小一岁,蔡京不致于有这么老的女婿吧?不过也许事出有因:梁子美与章惇是姻亲(见《梁子美传》),而章惇是哲宗朝的宰相,在《宋史》里与蔡京同为《奸臣传》里的传主。梁子美为官的早期,曾经唯章惇的马首是瞻,仗势欺人,屡遭言官的弹劾。到了徽宗朝,章惇倒台,梁子美却因邀宠有术,并未受到牵连,终于因病于宣和二年(1120)在大名府卸任,死于宣和五年(1123)。
做小说的人最惯于移花接木和西凑东拼。《水浒》里外各有一个梁中书,里面的名梁世杰,外面的名梁子美,他们二人确有若干相似之处,其中是否有移接和拼凑的因素,可以联想,却难以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