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哲武点着头说：“委员长，我刚才没有提到唐生智，是因为唐生智同其他的人有所不同，确如委员长所说，唐生智在党内有一定资历，也有一些威望，更关键一点是唐生智很有野心。一个有野心的人是很容易被党内反对委员长的派别所利用的，这也是我把唐生智同其他人分开来说的原因。对于唐生智，哲武以为，解决完西北军和晋绥军，下一个首先就是解决唐生智的第五路军。第五路军要编入中央军所属部队，唐生智本人必须要放弃军权，到中央任职。”

蒋介石不动声色地听着，手指缓慢而有节奏地轻轻地敲打着藤椅的扶手，显示着蒋介石在思索着宋哲武的话。

宋哲武继续说道：“对于其他地方实力派，哲武以为不能一味使用武力解决，而应该采用政治、经济、军事多重手段并用来解决。这是因为这些地方多数都地处边陲或者相对封闭地区，如云南和四川。如果对这些地方用兵，兵力过少不敷使用。如四川一地大小各路军阀就拥兵三十几万，又有蜀道地势之险，绝非短时间可以全功；兵力过多，军费耗费必然巨大，中央财政势必背上沉重的包袱。即使使用武力成功地将那里收归中央，为维持地方稳定，还要派出大批部队维持治安，这又会分散中央的力量。所以，哲武以为，对付这些人应该易缓不易急。只要他们认可中央领导，就可以不采用军事手段加以解决。首先是政治手段，可以在那里设立各级党部和中央曰报分部，既可以监督其执行中央的政策方针，又可以宣扬大政国策，增加当地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经济手段就已《统一财政,确定预算,整理税收,并实行经济建设财政政策,以植财政基础而利民生建议案》、《划分国家收入和地方收入标准案》两案为手段，通过控制地方财税，限制其收入，制约其军队扩张，规定他们的部队不经中央批准不得出境。并强迫他们的部队进行缩编，中央按缩编的番号同意供给军饷，不接受缩编的，不给饷械。”

见蒋介石还在认真地听，宋哲武又说：“哲武上面所说的这些，都是基于中央财政负担较重的假设，如果中央财政允许，中央以军事手段强行收回个地方实力派的行政，财税、军权也并无不可。然后，中央应大力发展经济，扶助农商，进行工业建设，特别要注重国防工业体系建设，为抵御外敌入侵早作准备。”

见蒋介石停止了敲击动作，陷入沉思。宋哲武适时停下话头。静静地坐在一边。

中央的财政早已入不敷出，还是多亏了宋子文这个财政部长有能力、有人脉，从国内外各大财团，特别是江浙财团那里已发行公债的方式搞来了大笔资金。否则，这仗早就打不下去了。

可是，既然是债就是要还的，否则政斧信用破产那可是不得了的。发展经济，是很急需的，不过那是要在解决了冯玉祥的西北军和阎锡山的晋绥军之后的事。冯玉祥和阎锡山是必须要解决的，必须要让他们离开军队到中央任职，就是再难，他蒋中正也要闯过这一关。

蒋介石非常认同宋哲武的观点，不仅是唐生智，还有宋哲武没有提到的广东的陈铭枢、陈济棠，第四军军长张发奎，也要尽快解除他们的兵权。宋哲武刚才只是说他们有被党内反对他蒋中正的派系利用的可能，虽然没有明说，可是能利用他们的只有支持汪精卫的改组派。蒋介石知道，唐生智和广东的二陈以及张发奎都和远在法国的汪精卫以及党内的改组派来往密切，多有书信往来。

1928年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后，汪精卫集团在争夺南京国民政斧最高统治权的斗争中遭到失败。汪精卫的死党陈公博、顾孟余声称要“集合革命同志”，重新制订纲领，改组国民党。随后即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总部，奉汪精卫为领袖，以陈公博为总负责人，标榜“恢复民国十三年改组国民党的精神”，实际上是企图通过改组国民党，与他蒋中正争夺党权和政权。其地方支部现在遍布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等十七八个省市及法国、曰本、越南、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会员达一万余人。这是仅次于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的有一股力量，而且他们在党内更有影响力。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是他蒋中正在中央外部最大的威胁，而这个改组派则是中央内部对他的最大威胁。一旦他们和唐生智、广东的二陈、张发奎等人联合到一起，对他的威胁绝对不比冯玉祥等人小，甚至有甚于他们。

蒋介石对宋哲武这个年轻人，现在已经基本可以放下心来。在他看来，这个宋哲武并不想做一个军阀，至少不是做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军阀，否则他就不会给自己出这些及其可行的手段，来对付这些地方实力派，宋哲武至少并没有把自己放在军阀之列。

可是，蒋介石还是存有一丝疑虑，这个宋哲武既然不想做军阀，他要山西做什么？

（未完待续）